“年齡最小、去的地方最苦、插隊時間最長的知青”

採訪對象：何毅亭，陝西省漢中一中初中學生，1968年12月至1971年4月在漢中市鋪鎮公社姜埧大隊插隊。1971年5月招工進入漢中通用機械廠工作。恢復高考后考入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讀本科和研究生，畢業后在中央辦公廳、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現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

採 訪 組：本報記者 邱 然 黃 珊 陳 思 等

採訪日期：2017年1月16日

採訪地點：中央黨校電視台演播室

採訪組：對習近平總書記當年的知青生活，我們已分別採訪了梁家河的村民和一些北京插隊知青，了解和掌握了他知青生活的大量第一手資料。現在，我們想從宏觀上了解當年知青上山下鄉的情況，以便從更大的范圍來看習近平總書記的七年知青歲月。我們了解到您當年也是“老三屆”插隊知青，請您談談那時知青上山下鄉的歷史背景。

何毅亭：你們這個想法和思路很好，了解了整個知青上山下鄉的情況，確實有利於更深刻地認識習近平總書記當年在陝北那七年知青歲月。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從大的方面講可以劃分為兩個歷史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差不多10年。這個時期，知青上山下鄉主要是探索解決城市剩余勞動力問題，並把它與改變農村落后面貌、開發邊疆和推動偏遠山區經濟社會發展結合起來，進而找到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就業途徑。那些時候政策上也比較穩定，就是國家倡導、本人自願。整個說來，這一時期上山下鄉規模很小，人數不多，從1955年到1966年全國上山下鄉的城市知青約120萬人。

另一個時期，就是從1967年到1978年，大概也是10年。知青上山下鄉，在“文化大革命”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全國共有1600多萬城鎮知青奔赴農村和邊疆。其中，首當其沖的是1966年、1967年、1968年畢業的三屆城鎮初、高中生約400萬人。習近平總書記當年就屬於這400萬“老三屆”知青，我就主要說說這個時期的情況。

那是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刊發了甘肅省會寧縣一些城鎮居民和知識青年到農村安家落戶的消息，關鍵是傳達了毛主席一條最新指示，就是：“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第二天，《人民日報》等新聞媒體突出報道了各地知青熱烈響應毛主席號召，“滿腔豪情下農村、廣闊天地煉紅心”的消息，在全國引起極為強烈的反響。那時候毛主席的權威達到他一生的頂點，他的話真的是一句頂一萬句，他老人家一聲令下，立即在全國掀起上山下鄉的高潮。

毛主席當時為何要作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決策呢？

1966年“文革”興起之后，大學停止了招生，中學停了課，工廠不招工。到了1968年，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屆初、高中畢業生積壓在學校“鬧革命”，實際已成為城鎮剩余勞動力。因為“老三屆”中學生沒有離開學校，依此類推，1966年畢業的及以后幾年畢業的小學生就進不了中學，到了上學年齡的孩子也不能及時進入小學。這種狀況積累到1968年已經非常嚴重。我們這麼大一個國家，這麼多的中、小學生，這麼長的時間，正常的教學秩序卻得不到恢復，大、中、小學都是亂糟糟的，這種現象與“文革”的動亂局面混合在一起，使整個國家的社會動亂更加嚴重。在這種背景下，知青上山下鄉不僅成為解決中學生就業問題的一個應急手段，也成為毛主席設想的“文革”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必須解決的一個政治問題。

在毛主席看來，知青上山下鄉是改造青年學生、“反修防修”的有效途徑。“文革”興起的時候，以廣大青年學生為主體的紅衛兵成為整個運動沖鋒陷陣的先鋒，他們得到毛主席的熱情支持。毛主席當時特別指示，不准組織工農反學生，要求勸阻工農不要干預學生。然而，隨著運動的發展，特別是到了1968年夏天，毛主席對紅衛兵的一些行為越來越失望。這年7月27日，他派軍宣隊配合北京工宣隊開進清華大學，制止那裡發生的武斗。7月28日凌晨，毛主席以及中央其他領導人，同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談了整整5個小時，對他們“現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特別是搞派性爭斗甚至武斗進行了嚴厲的批評。8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通知，派出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大、中、小學，對“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進行改造”。1968年12月，毛主席進一步作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決策。《人民日報》等權威報刊把這一決策稱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新的戰斗號令”，是“實現知識青年思想革命化、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根本途徑。”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全國上山下鄉全面動員，除去充分利用宣傳系統，還廣泛利用單位、學校、街道、鄰裡、家庭等多種組織關系，形成了上山下鄉光榮、不上山下鄉可恥的政治氛圍。

我當時是陝西省漢中一中的初中學生。從1966年6月份開始，學校因為搞文化革命就停課了，從大字報、大批判、大串聯到“全面奪權”和“斗、批、改”，隨著運動的發展學校形成勢不兩立的兩派，派仗打得很凶，最后甚至發展到武斗。大多數學生包括我在內，后來厭倦了這種無休止的派仗，成為逍遙派，基本上不到學校去了，不少人甚至長期不照面。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公布，所有學生聞風而動，不約而同都齊刷刷聚到了學校，打聽和忙乎上山下鄉的事。那個時候，地方和學校的革委會安置學生上山下鄉還真是雷厲風行，這所中學的學生到哪個公社，那所中學的學生到哪個公社，每個學生到哪個公社哪個大隊，幾天功夫方案全搞定了。這樣，我們那裡大多數學生在1969年元旦前就到了各自的生產隊，晚一些的也都在1969年元月到了插隊的農村。我是1969年元旦前走的，去的是本市的鋪鎮公社姜埧大隊。后來國家明確，1962年以后插隊的城鎮知青，工齡從插隊起連續計算，於是我填個人簡歷表時參加工作時間一欄就寫“1968年12月”。

現在回想起來，就那麼幾天、十幾天，頂多也就一個月左右，全國那麼多“老三屆”城鎮中學生，就這麼迅速地離開了長期生活的城市，離開了父母家人，“打起背包就出發”，奔向了原本陌生的農村。這真是一個奇跡。從那時到現在，48年過去了，當年青春年少的“老三屆”知青，如今年齡最小的也都60歲開外，基本上退出了工作崗位或淡出了社會生活。當年，他們在農村度過了人生道路上一段特殊的時光，有艱辛也有歡暢，有付出也有收獲。上山下鄉的磨煉使他們由稚嫩趨於老練，由狂熱趨於清醒，由天真爛漫趨於沉穩老成。所有這些，為他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打下了堅實基礎。上山下鄉作為特定歷史條件下涉及全國眾多家庭和億萬人的一樁大事，作為一個年代的歷史符號，永遠留在了一代人的記憶之中。

採訪組：聽了您的介紹，我們對“文革”中知青上山下鄉的歷史背景增加了了解。您和習近平總書記當年都屬於“老三屆”知青。您能否從全國知青上山下鄉的總體情況，談談對總書記七年知青歲月的認識。

何毅亭：把習近平總書記的七年知青歲月放到當年全國知青上山下鄉的大背景、大格局中來觀察，可以很清楚地發現“三個最”，就是：他是“老三屆”中年齡最小的知青﹔他插隊的陝北是全國插隊知青中條件最艱苦的地方之一﹔他是插隊知青中在農村待的時間最長的極少數人之一。

為什麼說他是“年齡最小”的知青呢？那個年代過來的人都知道，1966年、1967年、1968年畢業的初、高中學生，1968年底上山下鄉的時候，年齡最大的老高三即高中66屆學生一般是二十一二歲，年齡最小的老初一即初中68屆學生一般是十六七歲。習近平總書記當時屬於老初一學生，上山下鄉時隻有十五歲多。像他這個年紀的知青，在當年400萬“老三屆”知青中，年齡無疑是最小的，人數自然是相當少的。

之所以說他插隊去的是最艱苦的地方，這需要從知青上山下鄉安置地點和安置方式說起。當年“老三屆”上山下鄉，從安置地點來說，有跨省安置、本省內跨地區安置、本地區內跨縣安置、本縣就地安置四種。絕大多數知青都是在本省安置，而且大部分是就地安置。跨省安置的，主要是北京、上海、天津三個直轄市和浙江、四川、江蘇等人口稠密省份，這些地方的知青除了在本直轄市、本省安置插隊外，還被安置到外省、區。北京“老三屆”中學生，絕大多數安置到了黑龍江、內蒙古、山西、吉林、雲南等地，其中2.6萬多人到陝西省延安地區插隊，習近平總書記就屬於到延安插隊的這一撥知青。

從知青安置方式來說，那時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到生產建設兵團或國營林場、農場、牧場、草場等單位當農業工人。另一種是到農村插隊落戶當農民，這是最主要的安置方式。同樣是上山下鄉，到兵團等單位的知青和插隊知青的境況有明顯差別。兵團知青，身份屬於國營企業農工，每月拿固定工資，多的30多元、少的也20多元，而且吃國家供應的商品糧、享受部分勞保福利，物質生活能得到基本保証，所以到兵團成為知青的首選。但是，兵團接收知青時政審標准比較嚴格，家庭出身不好或家庭政治背景不好的知青很難進入兵團。插隊知青，要靠自己掙工分吃飯，多數知青的日工值隻有幾角錢。因此，一半左右的插隊知青在生活上長期不能自給，需要父母接濟。我當年插隊的地方，條件算比較好的，一年干下來，扣除口糧錢一般有幾十元收入，馬馬虎虎能夠自食其力。

習近平總書記當年插隊的延川縣梁家河村，地處黃土高原，無疑屬於全國插隊知青中自然環境和生存條件最艱苦的地方之一。前幾年因為工作原因我去過梁家河，那裡山大溝深，交通落后，土地貧瘠，降雨很少，自然條件很差。知青插隊那個年代，這裡沒有電，沒有任何農業機械，勞動用的還是世世代代傳下來的老镢頭，老百姓吃水、燒柴、照明等都有很多困難。農民們面朝黃土背朝天，辛辛苦苦一年，打下的糧食還填不飽肚子。我曾問過當年和習近平總書記在一個窯洞住了六年的北京知青雷平生：插隊時梁家河一個工日值多少錢？雷平生說，剛下去的頭一年即1968年，每個工日值是一角一分錢，到了1969年是一角二分錢，漲了一分錢。我們也是插過隊的人，可以想到的是，在那個動亂的年代，一個從小在北京長大的15歲少年，孤身來到那被群山阻隔、多風少雨的荒僻之地，勞動和生活中有多少困難、多少問題需要他去面對、去解決！

還有一個“最”，就是習近平總書記當年在農村一待就是七年，屬於全國知青中插隊時間最長的極少數人之一。當年我們到農村插隊落戶當農民，誰也不知道究竟要在農村待多久。除了有些知青表示要“扎根農村一輩子”外，絕大多數知青在心底裡並不情願在農村待一輩子。好在到了1969年冬天，我們那裡開始有知青應征入伍，使廣大知青對未來看到了希望。1970年以后特別是1971年、1972年以后，通過應征入伍、招工進廠、推薦上大學等多種方式走出農村的知青越來越多，到1972年底基本上都離開了農村。我在農村待了差不多兩年半后，招工進了工廠。

習近平總書記當年在陝北農村卻待了七年，這在“老三屆”知青中絕對是很少的。最近我看了一些有關延安北京知青的材料，了解到1969年到延安插隊的北京“老三屆”知青共26200人，1971年國家開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到1972年共在北京知青中招工8387人，提干1179人，征兵553人，上學648人，病退、困退回京1188人，這樣共走了11955人。1973年，在北京知青中招工、招干、征兵、上學11709人。1974年，招工、招干、招生等769人，回京472人。1975年，招工、招生250人，回京455人。這樣到1975年末，整個延安地區仍待在農村的北京知青隻有590人，佔26200名北京知青的2.3%，而且這590人中不少知青是因為已與當地農民結婚而留下來的。習近平總書記插隊的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到1974年就剩下他和雷平生兩人，雷平生1974年10月被推薦錄取上了延安大學后，整個大隊就隻剩他一個知青了。他不僅是梁家河大隊插隊知青中走得最晚的，也是延川縣乃至整個延安地區北京知青中離開農村最晚的極少數人之一，到1975年10月才被推薦錄取上了清華大學。

對我們插隊知青來說，一起插隊的同學和校友，或入伍、或招工、或招干、或上學、或通過其他途徑陸陸續續、一個一個地走了，自己卻仍然留在農村，昔日熱鬧的知青宿舍變成了冰房冷灶，那個心情的確是挺復雜、挺焦慮的。我們從梁家河的知青和村民中了解到，習近平總書記當年卻不急不躁，不慌不忙，仍然是該干活干活、該讀書讀書，仍然是執著地一如既往地申請入黨，不僅入了黨還當了大隊黨支部書記。這種從容，這種堅韌，這種任隨“雲卷雲舒、花開花落”的淡定，讓我們這些當年插過隊的人由衷地感佩。

採訪組：聽您這麼一介紹，習近平總書記當年屬於“老三屆”中年齡最小、插隊地方最苦、在農村待的時間最長的知青這些結論，聽下來確實是這麼回事。請您再談談，總書記這七年知青歲月，在哪些方面對他后來的成長產生了重大影響和作用？

何毅亭：“年齡最小、地方最苦、時間最長”，這“三個最”可以說是習近平總書記插隊生涯的鮮明印記。總書記這七年知青歲月，是他離開學校和家庭走向社會的人生第一站，也是他人生旅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站，無疑對他后來的成長會產生重大影響和作用。結合我自己的插隊經歷和體會，我認為陝北七年在總書記整個成長經歷中的重大意義和重大影響，可能在以下這些方面是很突出很重要的。

首先，陝北高原那嚴酷的自然環境和艱苦的勞動生活，鍛造了他堅毅剛強的意志品質和頑強拼搏的奮斗精神。知青從城市到農村，從過去相對優越的生活條件到普遍艱苦的生存環境，從以往基本沒參加過多少體力勞動到長年累月地干各種農活，從生活等依靠父母家人到生活、工作完全自理，所有這些轉變的跨度還是相當大的，知青們面對的各方面考驗也是相當大的。對相當多的知青來說，特別是像習近平總書記那樣當年隻有十五六歲的知青來說，到農村插隊所經受的磨煉從心理到體力都超出了自身的承受能力。

我插隊期間有兩件事至今印象深刻。一件是下鄉半年左右即1969年6月，正是“雙搶”季節，隊裡的知青同農民一起既要搶收小麥等夏糧，又要進行插秧等秋糧的種植，累得都有些吃不消了。記得我第一次到村外四五裡遠的麥地擔麥捆，那時我身高隻有1.6米多一點，體重才80多斤，肩膀上沒什麼肉，那種兩頭尖、中間方的“尖擔”把肩膀壓磨得又紅又腫，中途又不能歇息，我硬是咬著牙一趟一趟地堅持了下來。另一件事是往國家糧庫送繳村裡的公糧。我雙手從背后托著裝了近200斤稻谷的麻袋，沿著一條寬約50公分、厚約10公分的木板，一步一步向10米左右高的糧倉挪步，隨著木板上下有些晃動，我的雙腿不時地打閃、發軟，隨時都有摔下木板的可能。像繳公糧這樣的重活，“雙搶”這樣的苦活，還有像在水利建設工地、鐵路建設工地掄鐵錘打炮眼和點雷管爆破這樣的險活，插隊期間干過不少。

由此想到習近平總書記當年在陝北插隊，他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