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抗戰及其意義

編者按：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報社共同主辦的“核心價值觀百場講壇”持續策劃開展系列宣講。本場講壇來到廣西省立藝術館，共同回望中國共產黨在抗日烽火中高擎文化旗幟，捍衛中華民族文化，從文化上抵御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偉大斗爭。

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艱苦卓絕的偉大戰爭。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中國人民以錚錚鐵骨戰強敵、以血肉之軀筑長城，取得近代以來反抗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在全民族抗戰中，中國共產黨是當之無愧的中流砥柱。中國共產黨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張、堅定意志、模范行動，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引領著奪取戰爭勝利的正確方向，成為奪取戰爭勝利的民族先鋒。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脈，文藝是時代的號角。我們黨始終高度重視文化工作。抗日戰爭時期，黨中央認識到：在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中，“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要戰勝敵人，不僅要依靠手裡拿槍的軍隊，還要有文化的軍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抗戰，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廣泛影響和深遠意義。

中國共產黨文化抗戰的思想與政策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不斷發展壯大，日益走向成熟。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有力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造。1938年10月，毛澤東同志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作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同志指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毛澤東同志強調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即指馬克思主義應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應具有民族的特點和形式。“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出，表明中國共產黨開始自覺地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應用與發展馬克思主義，也為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提出奠定了理論基礎。

1940年1月5日，張聞天同志在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了《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及今后任務》的報告，認為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必須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提出應全力擴大與鞏固抗日文化統一戰線﹔進一步普及文化到農村中、工廠中、軍隊中、大眾中去﹔大批吸收與培養抗戰的文化干部，並適當地使用他們等。1月9日，毛澤東同志作了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報告，明確提出“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概念，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文化抗戰指導思想的正式確立。毛澤東同志指出，“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文化。這種文化，只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任何別的階級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領導了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此時正值抗戰，軍政事務格外繁忙，毛澤東同志依然十分重視文化問題。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成為抗日根據地和國統區進步文化界文化抗戰的指導思想，成為不斷推動文化抗戰向前發展的關鍵因素。

文化抗戰需要建立文化領域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廣大文化人士。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專門作出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同時，對於不能入黨或不願入黨的一部分知識分子，中國共產黨也認為應該同他們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關系，帶領他們一道工作。在國民黨統治區域，應該聯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資產階級與廣大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共同去做抗日文化工作，反對復古，反對大資產階級的文化專制，反對日偽的奴化文化。

三年后，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指出，抗戰以來，特別是中央作出關於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以后，部隊在吸收、培養和提拔知識分子干部方面，獲得了很大成績。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加入軍隊，表現了英勇犧牲、艱苦奮斗的精神。他們堅定了自己的革命人生觀，積蓄了許多實際斗爭經驗，幫助軍隊提高了文化水平與科學技術。當時，軍隊中也不斷完善和發展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主要有三個方面：“容”“化”“用”。“容”是指容納知識分子，吸收他們成為軍隊中的優秀干部﹔“化”是指轉變知識分子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使他們革命化和無產階級化﹔“用”是指正確地分配給他們工作，使他們有適當的發展前途。

1942年5月，中央宣傳部在延安楊家嶺先后召開了三次大規模的文藝工作者座談會。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文，提出要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藝術應該為人民大眾服務，表達人民大眾的利益訴求與心聲。文藝座談會的召開與吸收知識分子政策是一脈相承的。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進一步深化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此后，文藝工作日益和人民大眾、和工農兵相結合，創造民族新文藝，開辟文化新天地。

中國共產黨文化抗戰的思想與政策，與抗日戰爭中黨秉持的廣泛發動人民群眾的全面抗戰路線是完全一致的。廣大文藝工作者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號召下，組建各種文化團體，創辦各類期刊，走進農村，深入廣大人民群眾中開展創作，以實際行動投身於文化抗戰和民族解放，極大繁榮了新民主主義文化。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抗戰的主要內容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抗戰內容非常豐富，涵蓋領域極為廣泛，包括教育、新聞出版、文學、藝術等諸多方面。

第一，抗戰教育既加強了黨員干部的先鋒模范作用，也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激發了人民的抗戰熱情。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干部教育。毛澤東同志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以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因此，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們的戰斗任務。1938年，毛澤東同志號召“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一場以“系統學習理論、研究歷史、把握時局”為核心的學習運動在全黨迅速展開。抗戰時期，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中央黨校等學校採取軍事與政治兼顧、理論與實踐聯系等教育方針，培養了大量優秀干部。其中，抗日軍政大學全稱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是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存亡關頭於1936年創建的。它誕生於陝北窯洞，以“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風和“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朴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為烽火連天的抗戰前線培養骨干。抗大的辦學條件極其簡陋，常以窯洞為課堂，石板當書桌，但卻是革命青年的“熔爐”。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親自擔任教員，課程緊密結合實戰，強調理論聯系實際。學員們在學習的同時，積極參加生產勞動，形成了著名的抗大精神。從1936年到1945年，抗大總校及其在各抗日根據地設立的12所分校、6所陸軍中學和1所附屬中學，共培養了十余萬名軍政干部。從總校到各分校，抗大如同流動的大學，將革命的火種播撒全國，成為抗日戰場和革命隊伍的中堅力量。中國共產黨通過持續不斷的黨員學習和教育運動，成功打造出一支信仰堅定、組織嚴密、紀律嚴格的革命隊伍，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擔當與作用。

根據地的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也快速發展。陝甘寧邊區開展普及的免費教育，小學教育和中等教育免除學費和其他費用，大大減輕了貧苦百姓的家庭負擔。到1940年，邊區已有小學1341所，中等學校7所。晉察冀根據地有小學7697所。社會教育又稱為群眾教育，採取因地制宜、靈活機動的不脫產方式，如夜校、半日學校、識字班等形式，鼓勵廣大人民在生產工作之余學習文化。識字班要求學員認識1000個字，達到掃除文盲、滿足日常所需的目的。陝甘寧邊區的《新三字經》，其中有“中國大，出產豐，多人口，多士兵。日本小，出產窮，少人口，少士兵。我抗戰，是進步，全世界，多幫助。敵侵略，是野蠻，求幫助，難上難。看事實，講道理，打到底，我勝利。”可以說，《新三字經》用最簡潔的文字，宣傳了堅持抗戰到底、勝利屬於中國的道理。北方地區冬季嚴寒，持續時間較長，冬學成為開展社會教育的重要形式，一般從11月開始，持續到來年的1月。“天寒地凍把書念，花開水暖務農庄”是冬學的生動寫照。社會教育的一大特點是廣大婦女也積極參與其中，對於婦女加入抗戰隊伍和自身解放起到推動作用。

第二，新聞出版界的抗戰活動成為宣傳抗戰、團結人民、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黨報黨刊是黨的輿論宣傳陣地。延安的《解放》《共產黨人》《八路軍軍政雜志》《解放日報》等積極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各根據地也創辦了許多報紙期刊，如晉察冀根據地有數十種報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抗敵報》，后改名為《晉察冀日報》。這份報紙在危險的敵后環境中堅持出版，極為不易。根據地反“掃蕩”時，《晉察冀日報》轉移到山溝裡，同志們沒有房子住就露營，沒有食物吃就挖點土豆充飢。日偽軍頻繁出動“掃蕩”，敵情一天幾變。敵人來了，同志們就把機器和印刷用品包起來埋進土裡，再蓋上茅草進行偽裝。敵人走了，同志們就挖出機器繼續印刷報紙。在上有飛機轟炸、下有日軍搜山的情況下，報社克服巨大困難，堅持出版報紙。抗戰期間，這份報紙的數十位新聞工作者先后壯烈犧牲。與此同時，在根據地干部留下的日記中，有大量關於閱讀《晉察冀日報》的記載。可以說，這是對報社同志在最困難條件下堅持出版的極大鼓勵。

在南方局的領導下，重慶的《新華日報》為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敵后戰場的抗日戰績和根據地的各項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新華日報》將宣傳抗戰與統戰工作緊密結合，團結了國統區的一大批進步知識分子。桂林在抗戰時期有“文化城”之稱，抗戰文化繁榮，出版業十分興旺。知名的書店和出版社有新華日報桂林分館、讀書出版社、生活書店、新知書店、文化供應社等，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統區出版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桂林也會聚了數以千計的文化人士，包括胡愈之、茅盾、巴金、夏衍等。中共中央於1938年在桂林設立八路軍辦事處。鑒於桂林“文化城”的重要地位，南方局非常重視該地黨的工作，周恩來同志三次到桂林指導工作，確立了公開與隱蔽相結合的工作方針。桂林出版業進一步蓬勃發展。

第三，文學界抗戰中，以延安為代表的抗日根據地文學貢獻最為突出。這裡既有根據地“土生土長”的鄉土作家，也有國統區奔赴延安的進步作家，他們共同的創作主題是：批判日軍的侵略行徑，歌頌並鼓舞中國的抗戰力量。丁玲的短篇小說《一顆未出膛的槍彈》，塑造了一位堅定、機智的小紅軍形象，反映了中國人民團結起來堅決抗日的精神風貌。這部小說對於團結全民族各黨派、各階層一致抗日起到積極作用。

延安文藝座談會后，文學創作進一步向民族化、大眾化發展。趙樹理的通俗小說廣受歡迎，他的成名作是1943年創作的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這部小說通過對小二黑和小芹爭取婚姻自主故事的描寫，塑造了新型農民的典型形象，展現了農村新生的進步力量與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封建勢力之間的尖銳斗爭。趙樹理后來又創作了長篇小說《李家庄的變遷》，以主人公山西農民鐵鎖的命運為線索，展現了李家庄在抗戰前后的巨大變化。趙樹理的作品以農民、農村為主要對象，體現了強烈的時代精神和革命思想。

作家孫犁於1945年創作的《荷花澱》和《蘆花蕩》兩篇短篇小說，被視為“白洋澱派”的代表作。這兩篇小說都以白洋澱為背景，描繪了抗日戰爭時期冀中人民的抗日斗爭和日常生活。清新、質朴而又蘊含深情的文字風格，深受讀者喜愛。在《荷花澱》中，當水生告訴妻子自己要上部隊打鬼子時，“女人鼻子裡有些酸，但她並沒有哭”，描述十分細膩。當妻子問水生還有什麼囑咐時，水生說，“沒有什麼話了，我走了，你要不斷進步，識字，生產。”“不斷進步”和“識字，生產”，生動反映了根據地女性的新面貌和鄉村社會的進步。

群眾性的詩歌運動也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激發了人民的抗日士氣。田間在《假如我們不去打仗》中寫道：“假使我們不去打仗，敵人用刺刀，殺死了我們，還要用手指著我們骨頭說，看，這是奴隸！”這首詩僅用34個字，深刻描繪了敵人的殘暴和家國的苦難，激發所有中國人抗戰到底的決心。抗戰詩歌以最簡潔的語言，引發最強烈的情感共鳴，起到極為重要的宣傳作用。

第四，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抗戰中，藝術界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過各種藝術形式宣傳抗日、動員群眾、凝聚民族精神。藝術抗戰不僅成為打擊敵人、鼓舞士氣的重要武器，也極大豐富了群眾的文化生活。

魯迅藝術學院是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創辦的專門藝術教育機構，是貫徹中國共產黨文藝政策的堡壘和核心。魯藝自1938年成立后，培養了大量的藝術人才。魯藝將藝術創作與抗戰實際緊密結合，推動了群眾性藝術運動的蓬勃發展。其中，晉東南魯迅藝術學校（也稱“前方魯藝”）作為抗戰前線的文藝機構，於1940年1月在山西武鄉縣下北漳村成立，由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野戰政治部直接領導。前方魯藝設有戲劇、音樂、美術三個系，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擔任首任校長。學校以為八路軍和根據地培養藝術人才為目標，招收來自根據地的文藝青年和敵佔區的知識青年。在極端艱苦的戰爭環境下，師生們堅持教學與創作，排演話劇，創作歌曲以及大量宣傳畫、木刻畫等藝術作品。雖然日軍頻繁“掃蕩”，前方魯藝還是堅持辦學近三年，為抗日根據地培養了大批文藝骨干，為豐富軍民文化生活、推動抗戰文藝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美術領域，抗戰藝術以木刻畫、版畫等通俗形式為主，內容貼近群眾生活，富有戰斗性。老百姓將傳統門神畫像替換為八路軍戰士的形象，其中有彥涵創作的木刻畫《抗戰勝利 軍民合作》。這幅畫生動描繪了軍民團結抗戰的場景，左邊是騎紅馬的八路軍戰士，一手拿著大刀舉過頭頂，一手緊握步槍。右邊是騎白馬的民兵，一手高舉大刀，一手拿著紅纓槍。兩人的形象高大威武，正氣凜然。很多老百姓將這幅年畫貼在大門上，表達了對八路軍的信任愛戴和對抗戰的堅定支持。木刻藝術家楊筠創作了一系列反映大生產運動的作品，如《努力織布 堅持抗戰》等，宣傳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理念，鼓舞根據地軍民克服經濟困難、支持長期抗戰的決心。美術抗戰通過直觀的圖像語言，使廣大農民和士兵更易於接受，有效推動了抗戰動員和社會進步。

音樂領域也誕生了許多優秀作品，如《黃河大合唱》。這部由光未然作詞、冼星海作曲的大型聲樂作品，創作於1939年，以黃河為象征，歌頌了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和英勇抗戰的精神。歌詞中“保衛家鄉！保衛黃河！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的吶喊，如同驚濤駭浪般洶涌澎湃，奏響了時代最強音，極大地喚起了民族覺醒。《黃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后，迅速傳遍全國，並在國際上產生反響，成為凝聚全民抗戰意志的藝術典范。它通過宏大的音樂敘事，強調了“中華民族是整個的”的民族信念，激發了中華兒女的救國情懷，鼓舞了共赴國難、驅逐侵略者的決心。音樂抗戰不僅提升了士氣，還促進了群眾性歌詠運動的興起，如《義勇軍進行曲》《在太行山上》等歌曲，在軍隊和民間廣泛傳唱，成為融入戰時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戲劇領域的新秧歌運動尤為引人注目，融合了傳統民間藝術與現代革命主題。新秧歌劇《兄妹開荒》講述一對兄妹積極參與大生產運動的故事，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和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兄妹開荒》迅速在各根據地推廣，是群眾性文藝活動的典范，有效宣傳了大生產運動和新型農民形象。文藝工作者也明白了一個真理：一種作品，一定是從群眾中來，再回到群眾中去，才能受到群眾的歡迎。新秧歌劇運動還促成了新歌劇《白毛女》的誕生。這部劇由賀敬之、丁毅等創作，通過講述喜兒從受壓迫到解放的經歷，揭露了舊社會的黑暗，歌頌了中國共產黨給人民群眾帶來的新生。《白毛女》為黨的七大代表首演時引起轟動，不僅在藝術上創造性地融合了西方歌劇元素與中國民間音樂，更在政治上起到教育群眾、推動土改的作用，深刻說明了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讓人從鬼變回人的道理，成為抗戰后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的重要宣傳劇。1944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歐陽予倩、田漢等國統區進步戲劇工作者在廣西桂林舉辦“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劇展匯聚30余個文藝團隊與上千名藝術工作者，持續演出3個月，劇目達170多場，規模宏大，組織嚴密，在中國戲劇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這次劇展不僅總結了抗戰戲劇運動中的經驗教訓，進一步團結了文化界的愛國力量，也產生了一定的國際影響力。戲劇抗戰通過生動表演引發人民的情感共鳴，使堅持抗戰和革新社會的理念深入人心，增強了全社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抗戰的地位與意義

在文化抗戰中，中國共產黨逐步確立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方針，既以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在根據地廣大民眾中廣泛開展文化抗戰活動，又以寬闊胸懷和民族大義引導國統區文化人士鞏固和發展文化領域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抗戰取得豐碩成果，進一步彰顯了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

首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抗戰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領域的抗戰以筆為槍，揭露了日本侵華的野蠻與殘酷，點燃了廣大人民的抗戰熱情，宣傳了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的正確理論政策和廣大軍民奮勇抗戰的英雄事跡。日軍在侵華過程中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宣傳所謂的“中日親善”，強迫中國人說日語。因此，文化抗戰也是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的保衛戰，引導和幫助每一個中國人樹立起作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自尊、自信與自豪。這也是《黃河大合唱》等歌曲廣為流傳的原因所在。

其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抗戰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其時，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廣大文化人士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深入研究中國歷史、經濟與社會。范文瀾完成《中國通史簡編》后，毛澤東予以高度評價，認為我們黨對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有了發言權。中國共產黨在干部教育中也強調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去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黨員的政治認識、文化水平和執行能力普遍提高。中國共產黨成為名副其實的“學習型政黨”，在戰略引領、組織動員、自我革新等方面具備了領導全民族抗戰的卓越能力。

再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抗戰提高了廣大人民的文化素質，豐富了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學校基礎教育和形式多樣的社會教育有助於消滅文盲，軍隊中學習文化、集體唱歌演劇的氛圍也十分濃厚。文化團體深入農村，文藝作品在創作時面向人民大眾、與工農兵結合，作品形式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戲劇表演從劇場走向了廣場，這些都使人民群眾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文化生活，也更加擁護中國共產黨抗戰。

最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抗戰進一步升華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中華民族精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愛國主義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同心同德、自強不息的精神紐帶。面對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全體中華兒女同仇敵愾、眾志成城，奏響了氣吞山河的愛國主義壯歌。”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在中國的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遠遜於日本侵略者的情況下，文化抗戰大大激發和升華了中華民族精神，孕育了偉大抗戰精神，在中國人民最終戰勝強敵、贏得抗戰勝利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吳敏超）

（光明網記者郝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