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近几年来，许多落马官员悄然复出，甚至官级得到提升，以免职为代表的问责被滥用，被网友称为官员“带薪休假”，舆论对官员问责制度的关注焦点也从“下台”转为“上台”。
问题官员复出最典型的案例当数官至部级的孟学农，他在5年内2次因问责丢官，可网民当初却无比善良、十分理性，没有攻击孟学农本人，也没抨击官员复出制度，反而对孟学农的“悲催”遭遇给予同情。
相较于“高官”孟学农而言，夏振贵、邵立勇、杨存虎等人无论是官位还是职权都不在一个“档次”，为何他们的复出就刺痛了公众的神经，引发了社会焦虑？
虽然公众的焦虑并非全都有道理，但如果关注点和质疑面相对集中，就不得不反思制度设计和操作层面的缺失。对问题官员的复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但不是说“问题官员”多数可以复出，也不是说对“问题官员”的使用都得在“一年以后”就可“合法”提出。这也是公众焦虑的症结所在：为什么大多数问题官员都享受了复出的待遇，为什么多数官员的复出都有“急不可耐”的痕迹，背后有没有“怀柔关心”、“合理庇护”、“依法姑息”的庙堂法则？
问题官员到底该不该二次使用？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只是怎么用、何时用、由谁用，却是一个“二难”问题：用了，民众反感、舆论非议；不用，浪费人才、对人不公。
笔者认为，在如何安放“问题干部”上，应将目光盯在“问题”上，而不应简单地设定“复出年限”、“提拔年限”。
首先，要对干部所犯的问题进行全面剖析，深入分析问题的出现是因为长期的责任心不强、工作不落实，还是一时的疏忽大意，或者是因不可抗的因素；深入分析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干部所犯问题的反应、反响和反感程度，如若是习惯性的行为引发的问题，社会舆论又对产生的问题反应敏感，对这种干部最好不要用“复出年限”、“提拔年限”来划定，应谨慎使用。
其次，全面分析干部认错的态度、改错的力度和补错的速度，分析是干部自己在第一时间提出辞职的，还是“留恋”官位在组织上做了工作后、民众强烈反对后才提出辞职的；考察干部在辞职后的思想认识、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工作成绩，是否是发自内心的悔改，是否在用行动弥补自己的错误，是否有明显的进步，这种进步群众是否公认。在作出“是”与“否”的判断和认定上，可引入社会评价机制，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做好深入细致的考察。对“是”的干部可以考虑复出和使用，对“否”的人选哪怕已经过了5年、10年甚至更长期限，也绝不能提拔重用，否则，必将刺痛公众的神经，引来舆论的围观。
因此，在二次安放“问题干部”的过程中，一定要走出“唯年限”的误区，一切以干部的现实表现为标准，以干部群众的评价为标尺，以维护法规制度的严肃性为原则。只有这样，官员复出才能令群众服气、让人民放心。
更多网友观点：
起用“问题官员”需算好“边际效益”
不妨对官员复出多些宽容
问题官员“神秘升迁”岂能用“符合规定”来搪塞
问题官员换地“复出”折射监管漏洞
相关媒体评论：
新华每日电讯：污点官员不能复出,必须的!
检察日报：“问题官员”复出离不开制度完善
新京报：襄汾溃坝撤职官员复出须公正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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